從二到仨的路阻且長：改革 vs 改良

長路漫漫，到哪一天這個社會才會醒悟，發現預防勝於治療，把功能醫學和中醫納入醫療系統，與臨床醫學成天下三分之勢？

我得承認在資本佔主導的社會，我是悲觀的。

因此當我偶然看到一條 Youtube 上的視頻，聼一位美國臨床醫生提出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行動來脅迫社會改革醫療制度時，我帶著疑惑的心情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我强烈建議大家看看這訪問：

Why Are Doctors Quitting? This Physician Says They Are Demoralized

https://youtu.be/_CxGhEuXcG8

Eric Reinhart 醫生是美國西北大學醫院的醫生，他今年二月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名爲 Doctors Aren’t Burned Out From Overwork. We’re Demoralized by Our Health System （醫生非因超量工作而筋疲力歇。我們的衛生系統令我們感到沮喪）的文章，指出美國的醫療系統正面臨著嚴重的人才流失的危機。僅在 2021 年，就有大約 117,000 名醫生離職，而只有不到 40,000 新人入職。 更糟糕的是：有五分之一的醫生表示會考慮離職。

Reinhart 醫生也是位政治人類學家，他認爲原因不單純來自新冠疫情。沒錯，疫情令他們極度疲勞，但更重要的是，這場天災令他們看清了人禍之害：疫情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醫療系統一直罔顧人命，只為利潤而轉動的事實，而醫生一直以來只能袖手旁觀，充當系統中的螺絲釘。這與他們學醫時的使命感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對大部分同僚而言，不能忍仍需忍，但當中少數極度沮喪的便只好放棄高薪厚祿，另謀出路。

紐約時報的文章是要付費的，我在這裏看到免費的轉載版本：https://pnhp.org/news/doctors-arent-burned-out-from-overwork-were-demoralized-by-our-health-system/

Eric Reinhart 醫生的結論是：

Neither major political party ‌‌is mak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a priority right now, but doctors nonetheless hold considerable power to initiate reforms in health policy. We can begin to exercise it by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colleagues at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in the Bronx who, like thousands of doctors before them, recently took steps‌ ‌ to unionize. If we can build an organizing network through doctors’ unions, then proposals to demand universal health care through use of collective civil disobedience via physicians’ control over health care documentation and billing, for example, could move from visions to genuinely actionable pla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we act through unions or other means, the fact remains that until doctors join together to call for a fundamental reorganization of our medical system, our work ‌won’t do what ‌we were promised it would do, nor will it prioritize the people we claim to prioritize. To be able to build the systems we need, we must face an unpleasant truth: Our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s they exist today are part of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the solution.

兩個主要政黨目前都沒有將全民醫療保健作為優先事項，但醫生仍然擁有啟動醫療政策改革的相當大的權力。布朗克斯蒙蒂菲奧里醫療中心的同事們最近便開始組建工會。我們可以效仿他們和之前數以千計的同僚那樣，通過醫生工會來建立一個組織網絡，我們可以藉著對醫療文件和賬單的控制權來進行集體公民抗命，提出全民醫療保健的要求，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願景轉變為真正可行的計劃。

無論我們是通過工會還是其他方式採取行動，我們得承認：除非醫生聯合起來帶頭要求對我們的醫療系統進行根本性改革，否則我們永遠不可能履行我們的職業使命，我們也不能優先照顧我們認爲要先照顧的老百姓。為了建立我們需要的系統，我們必須先承認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我們今天的醫療保健機構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

多勇敢啊！

從視頻訪問我還聽到兩個要點：

1. Reinhart 醫生提出像他這樣的臨床醫生所擅長的干預性治療手法對保健頂多起到 20% 的作用，更多要靠其他預防措施，包括房屋與社會服務。因此他提出的改革劍指整個制度安排，也就是我前一篇文章講的“社會基本規則”。二百年前華盛頓沒有做的，今天要補做。
2. 美國的種族歧視不光影響病人，連醫生也不能倖免。最大的美國醫生協會（AMA）一直排斥黑人醫生入會，所以黑人醫生成立了自己的協會，而他們一早已提出 Reinhart 醫生一樣的要求，只不過沒人理會。

訪問視頻下面的評論欄中，認同 Reinhart 醫生的意見很多，讓我摘錄兩則：

• Living in the U.S. and growing older I am seeing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being monetized, including our health, housing and education. These are conscious decisions being made by those with the power to do so.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capital. This is all consuming and extremely destructive to the fabric of society. It’s unsustainable. （我在美國長大，年紀越大，我越看清楚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貨幣化了，包括我們的健康、住房和教育。 這些是政府、企業和資本這些掌權力的人有意識的決定。 這一切一直都在消耗和破壞我們整個社會的肢體。 這是不可持續的。）
• Corporate Greed is 100%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m a nurse who’s worked in the acute care hospital in my city for 17 years. It has only gotten worse. Thank God more doctors are coming forward.（公司的貪婪是問題的單一根源。我是一名護士，在我所在城市的急救醫院工作了 17 年，眼看它變得更糟。感謝上帝有更多醫生挺身而出。）

後記一

人民發聲了，當權者會聼嗎？

今年年初，美國參議員桑德斯與總統對著幹，針對拜登的國情咨文，他發表了他的工人階級咨文。他首先說他認爲大衆最關心的問題應該是：老百姓今天活得怎麽樣？國會可以怎樣幫助他們？我們繁榮昌盛的社會可以怎樣為老百姓帶來美好的生活？

事實是：他當了那麽多年議員，這些問題是國會從來都不關注的。

見：State of the Working Cl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DXL1T1FkI

美國立國兩百多年，大規則早在華盛頓時代便由一群奴隸主與資本家寫好，要改這些大規則，光憑書生搖動筆桿子，議員耍點嘴皮子，肯定不濟事。不花上兩百年，不留一些血，恐怕不會成事，須知歷史是用血書寫的。

我對 Reinhart 醫生的倡議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爲他活生生的説明了社會發展的一二仨必由之路。

他也承認醫生花了幾十年時間來提高職業地位和伴隨的收入，這是從一到二的進路，這條路容易走，只要找到共同利益的人，團結一致便可。不要忘記白人醫生還排斥了黑人醫生。所以一到二仍然是私域，是排他性的。

一旦白人醫生走出社會，團結黑人醫生，更進一步團結病人，便是從二跳到仨的大飛躍。這是一場社會革命。爲了大部分人（仨）的利益，必定威脅了別的 “二” 私域，先是保險公司與大藥廠，同時也喚醒了其他大資本利益集團。惡鬥難免。

後記二

有些醫生走改良的道路，從臨床醫學轉去當功能醫生。

試舉兩個例子：

第一：心臟醫生 Dwight Lundell

Dwight Lundell 在 1960 年代便開始當心臟外科醫生，他二十五年來為病人做了起碼 5,000 次植入心臟起搏器的介入手術，他說一半的病人膽固醇正常，而且他見到出問題的動脈血管大都腫得一塌糊塗。他後來幡然醒悟，覺得他不過是個機械師，用機械的方法來處理生理的問題。他後來認爲心臟出問題主因是血管重複發炎，於是轉行當功能醫生，通過營養和其他環境因素來減少血管發炎的機會，令病人不會有心臟病，也就不用受介入手術之苦。

他有個很生動的比喻來説明他前後兩種工作的分別。如果你從樹上跳下來而折斷了你的手，醫生會幫你打石膏。你再跳下來折斷另一隻手，醫生幫你另一隻手打石膏。你決定再跳下來折斷脚，醫生繼續幫你打石膏。問題並非因爲手脚能折斷，而是你要從樹上跳下來。

如果醫療系統懂得從因而非果入手，我們會慢性病成災嗎？

第二：功能醫學創始人 Jeffrey Bland

Jeffrey Bland 在 1990 年代成立了功能醫學學院（Institute for Functional Medicine, IFM）,因此被奉爲功能醫學的創始人。他的轉軌是由於他的第三個兒子 Justin 是個早產兒，自 1982 年出生後發現有水腦症，令頭顱膨脹，影響到他的成長與學習能力。所有傳統臨床醫學都束手無策，最後他遇到費城一家綜合醫療機構，結合了食療、智力與體力的培訓，終於治好了他，後來他完成了正常的中學與大學教育，在名校修政治科學畢業。另外，Jeffrey Bland 有個患了自閉症的 nephew（侄或甥）也同樣的治好了，後來過上正常的生活。他其後追憶說那學院做的其實是兒童功能醫學。

後記三

改良還是改革？這是我從大學時代便開始問的問題。

我以前醉心於改革，所以我喜歡念社會學而不是社會工作或心理學。年輕的我認爲改良間接為腐朽的制度苟延殘喘。老的不倒，新的不立。

我今天更喜歡數字思考：改良與改革都是個從一到二再走到仨的過程，只要我們不忘記目的地（仨），而且結伴不斷前行（二），則改良與改革分別不過在於緩與急。

近來更受了一位篤信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説的師兄的影響，令我今天這麽想：只要我們時刻記著要知行合一，心中有終極目標，則只管前進，目標必達 —– 可能在我們這一代，也可能由我們的隨行者去完成。當個二傳手或自己衝綫並不那麽重要。

後後記

連續寫了三篇功能醫學，初衷不過是為朋友盡點啓蒙的責任。我希望自己身體變好，也希望朋友一起變好，這樣我們才可以繼續同行。

我是個社會學癖和歷史癖，可能講得有點悲觀。下一篇我想談點正面的，也暫時為功能醫學做個小結。